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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湖觉得这句话的出入关系很大,所以细想了一会儿才答说:“沈彩泉告诉我,刘大令的意思,为了体恤钱某人,这张谕单可以出。”
  “于是,你就拟了一张谕单的稿子?”
  “是的。”
  “有没有给刘大令看过?”
  “当然看过的。”陈湖答说,“看了好些时候才拿下来。”
  “刘大令有没有在稿子上批了什么?或者照一般办稿规矩,在上面画行?”
  “没有。”陈湖答说,“不过改动了几个字。”
  “改动的是什么字?”
  “记不得了。大致是语气改得比较活络一点,轻一点。”
  “以后呢?”
  “以后?”陈湖想了一下,很起劲地说,“两方面都很感谢我,刘大令还请我吃饭,我完全是好心,帮他们双方调解,公事上既能交代得过去,钱坦亦不至于受累。我做事一向是如此的,只要人家有困难,我跑跑腿,赔点气力精神无所谓。”
  “嗯!嗯!”刚毅本想驳斥他一番,转念觉得大可不必,只说了句,“可惜,你热心稍微过度了些。”
  “是!”陈湖乘机恳求,“堂上明见,小地方的人,见识浅,事情不知道轻重,只为了太热心,所以有的地方错了不知道。求堂上笔下超生。”
  “果然情有可原的,我自然请上头从轻发落。”刚毅问道,“在这件案子里头,你还参与了哪些事,你自己说!”
  这下又使陈湖为难了。他参与的事件很多,说出来都是对自己不利;但如隐瞒不说,固可搪塞一时,就怕沈彩泉再供出什么来,显得自己又在撒谎,连刚才那番实供的效用都减低了。
  因而踌躇了好半天才说一件事:“后来上头派一位郑大令来查,钱坦兄弟来找我,问我怎么办?我说,你们照实回答,果然没事。”
  “此外呢?”
  “此外?”陈湖装作茫然而疲累的神情,“没有啥了!”
  其实,此外即令有所参与,亦已无关宏旨。刚毅便关照书办,将陈湖的口供交本人核对。陈湖看得很仔细,指出几点记错了的地方,一一改正,签名画供,便好回监狱去服他的由太医院弄来的“好药”了。
  对于陈湖的口供,翁曾桂与林拱枢都很满意。包括刚毅在内,一致同意,应该传刘锡彤来问了。
  这当然要禀明堂官。桑春荣的态度,大家是知道的,始终存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另一位新任的满缺尚书,态度亦很可疑——这位尚书名叫皂保,字荫方,道光二十五年乙巳恩科的进士。这一榜也是人才济济,其中有两位更于朝局大有关系:一位是文祥,满洲镶白旗人,现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明敏通发,有为有守,朝廷决大疑、定大计,最后都是他跟恭王两人主持;另一位是阎敬铭,曾经当过山东巡抚,如今家居养病,但清廉耿介,精明务实的风格,很能一振宦海颓习。不过皂保却是庸才,而且相当势利,怕亦会想到刘锡彤是宝鋆的乡榜同年,曲意徇庇。
  因此,三个人商量下来,决定要等两位侍郎到部时,才去谈这件公事。这两位侍郎,一位是满缺左侍郎绍祺,他是当年与翁同龢一致主张本案应该驳回浙江重审的,自然会一本初衷,力主严办;另一位是到任不久的汉缺左侍郎袁葆恒。此人是名父之子,他的父亲袁甲三,在洪杨作乱之初,颇著战功,在两淮各地建有专祠。袁葆恒由翰林参军,先在李鸿章幕府,后来为左宗棠西征督饷,先后五年之久,最后因为意见不合而分手,内调为侍郎,由吏部转刑部,为人精明强干,颇持正论。如果桑春荣、皂保有什么反对传问刘锡彤的表示,便可请出绍、袁二人来抑制。
  到了第二天上午,很凑巧的,“六堂”都到了衙门,在白云亭休息聊天。于是翁曾桂约齐了林拱枢、刚毅,一起抱牍上堂,面报公事。
  听刚毅讲完审问沈彩泉与陈湖的经过,心直口快的袁葆恒说:“勾串药证,铁案如山。刘锡彤就不是解任了!很可以奏请革职,归案讯办!”
  此言一出,桑春荣与皂保默默无所表示,承办的三司员,却是大为宽心。袁葆恒的态度,可说超出了他们的希望。就算讨价还价,至少传刘锡彤到案来问这一节,总可以办到了。
  果然,皂保还价了,“我看,”他说,“奏请革职还早了一点吧!”
  “先传他来问一问,亦未尝不可。”
  “是的。”绍祺附和,“我看先传他来问一问,亦不妨对质。”
  “就这样吧!”袁葆恒问道,“两公对这件钦案,想来亦赞成秉公从严?”
  由于“钦案”这顶大帽子笼罩着,皂保与桑春荣都不便再反对。于是很顺利地发出了公文,传唤解任余杭县知县到案应讯,公事上的措辞很温和。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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