迢迢有礼 第53节（1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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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上午十点，思辨杯半决赛。
对比赛观众而言，开场前的一系列主持词和评审介绍有些漫长，然而对于场上的八名选手而言，赛前的流程几乎一晃便结束了，各自起身问候全场后，比赛正式开始。
江阳大学也不愧是江阳大学，开篇陈词就直取命门，把他们今天的立场清晰、立体且霸道地架构起来了：
第一，今天这个辩题的主体是国家，我方所站的立场是国家的立场，我方接下来将不再是个人意志的代表，而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第二，今天这个辩题是一个应然性的辩题，我方没有减少离婚的具体政治举措的举证义务，我方只需要告诉你国家有没有这样的义务。
第三，我方今天完全站在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立场上，认为道德仅仅是工具，社会的集体利益才是目的。而今天判断国家是否应该降低离婚率的标准是且仅是社群的整体利益，个体的幸福与自由不在考虑范围内。
第四，具体举证婚姻制度是如何保障社群的整体利益的：家庭是现代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的稳定可以保障社会的稳定；当下的社会观念仍然认为家庭才是生育的温床，家庭的稳定是保证生育率的基础，为持续创造人口红利提供可能；婚姻的稳定有利于降低社会的运作成本，降低对于社会福利的投入。
第五，反面举证离婚率的升高对社会带来的弊害：生育率持续走低，未来劳动力严重不足，经济持续下行，无法维持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家庭的破碎和社会的不稳定最终可能导致社会的解体，那将是个体无法承受的灾难。
综上，正方得证，国家有义务减少离婚***。
苏迢迢这会儿不在台上，手上的笔记记到这儿，不得不为陆礼他们捏把汗，抬起头来，深深叹了口气。
正方这一套天衣无缝的组合拳打下来之后，反方能发挥的空间是极其有限的，一二两点是辩题给出的既有信息，难以强行扭转。而在国家层面，功利主义相对于康德主义等等理论体系而言，当然更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能，也更符合国家作为调和阶级矛盾的制度、维系人类社群稳定的工具的定位。
在这样的前提下，陆礼在四质一中用几个模拟的情境几经尝试，试探了“应该”和“必须”的界限，试探了国家视野下个人意志的分量，然而最后都被正一用严密的防守顶了回来：“对方辩友请注意，我们今天这道辩题的主体是国家，国家的义务与否不应当用狭隘的个人主义视角衡量。”
陆礼的这段质询在对面如此严密的理论下，不像是一杆进攻的长矛，而更像是长矛在那堵厚厚的壁垒前穿刺两下却无果，最后只得落座告诉队友：“一会儿警惕被带进他们那套论中，必须要跳出那套国家意志的体系，攻击他们这一整套理论是法西斯的，是对公民私领域无底线的入侵。”
台下第一排的孙颖看了眼反方所剩时间，只得轻轻摇头，低声道：“太难了，这道辩题的正方是江阳大学最熟悉的套路，现在甚至还没到他们进攻的轮次，如果我们没有比他们更圆滑的技巧，那么从若书接质开始，这场比赛就可能迅速崩盘。”
一旁的苏迢迢也清楚现在的状况，这道题最鸡贼的地方在于它给反方设置了天然障碍，反方难以越过像江阳大学这样强悍的队伍而创设出“对个体而言，国家是否有义务减少离婚”这样的情境。
想到这儿，她就觉得自己的血压都快上来了，要是把台上的陆礼换做她的话，在质询中处处碰壁处处被怼，可能真的会被对方这种霸道且傲气十足的打法气得失去理智。
与此同时，她不得不承认江阳大学拥有的最顶尖的实力，即便只是一名观众，她都能感受到那四个人由内而外所散发出的压迫感，作为面对面的反方，所感到的压力不言而喻。
而要想在这种局势下取得优势，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去把观众的票拉过来，要让观众警惕被无限拔高的国家意志，让观众的情感票倒向反方。
但轮到他们开展这一点已经太迟了，正方四辩的质询环节尤其尖锐，砸出了近年来离婚率攀升与生育率下降的数据，砸出了劳动力不足、人口老龄化社会所存在的危机，砸出了单亲家庭子女所享受额外社会福利的政策……张若书还是第一次对上这样的对手，在过程中完全没有喘息和调整思路的机会，被迫在他们的逻辑中打转，最后被拿下了“离婚对社会对于国家而言是坏的”这一结论。
在这之后，又有正方二辩一段数据详实且有力的申论，之后才轮到秦瀚的质询——
“对方辩友，您认为在国家意志面前，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是可以被牺牲和被剥夺的吗？”
“当然可以，比如一个杀人犯，他的自由、幸福甚至生命都会被法律所剥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割让个体部分的自由和幸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
“那这种割让自由幸福的尺度到底在哪里呢？比如今天有一对夫妻，妻子受到家暴提出离婚，然而在国家和社会所认为的‘离婚是坏的’的准则下，她不被允许离婚，持续生活在暴力和恐惧中，甚至走向死亡，您方认为这种割让也是合理的吗？”
“当然是不合理的，即使是在‘离婚是坏的’这一前提下，这位妻子仍然可以提起离婚诉讼，国家没有剥夺公民离婚的权利。”
“所以您方承认无底线扩张并入侵公民私领域的公权力是不合理的？”
“在国家意志层面，只有应不应该这一个命题。至于合不合理，这是国家意志和国家意志的行使之间存在的那个被制约和被限缩的空间，这是当下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存在的根基，公权力和私权利就在这样的对立矛盾中和谐存在。但我们今天讨论的只是前者，只讨论国家有没有义务减少离婚这件事。”
“……”
面对这样的质询，反方所有人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无力感。正方把今天需要讨论的东西压缩到无限小，几乎就缩到他们脚底下的那一圈，反方就像被困在如来佛掌心的孙悟空，怎么翻也翻不出这一亩三寸地。
然而这种绝望的交战，似乎又切实地扣准了今天的辩题，仿佛一幕讽刺戏剧，扣准了在国家意志面前个体所展现出的渺小和脆弱。 ↑返回顶部↑
次日上午十点，思辨杯半决赛。
对比赛观众而言，开场前的一系列主持词和评审介绍有些漫长，然而对于场上的八名选手而言，赛前的流程几乎一晃便结束了，各自起身问候全场后，比赛正式开始。
江阳大学也不愧是江阳大学，开篇陈词就直取命门，把他们今天的立场清晰、立体且霸道地架构起来了：
第一，今天这个辩题的主体是国家，我方所站的立场是国家的立场，我方接下来将不再是个人意志的代表，而是国家意志的体现。
第二，今天这个辩题是一个应然性的辩题，我方没有减少离婚的具体政治举措的举证义务，我方只需要告诉你国家有没有这样的义务。
第三，我方今天完全站在边沁和密尔的功利主义立场上，认为道德仅仅是工具，社会的集体利益才是目的。而今天判断国家是否应该降低离婚率的标准是且仅是社群的整体利益，个体的幸福与自由不在考虑范围内。
第四，具体举证婚姻制度是如何保障社群的整体利益的：家庭是现代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的稳定可以保障社会的稳定；当下的社会观念仍然认为家庭才是生育的温床，家庭的稳定是保证生育率的基础，为持续创造人口红利提供可能；婚姻的稳定有利于降低社会的运作成本，降低对于社会福利的投入。
第五，反面举证离婚率的升高对社会带来的弊害：生育率持续走低，未来劳动力严重不足，经济持续下行，无法维持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的运行，家庭的破碎和社会的不稳定最终可能导致社会的解体，那将是个体无法承受的灾难。
综上，正方得证，国家有义务减少离婚***。
苏迢迢这会儿不在台上，手上的笔记记到这儿，不得不为陆礼他们捏把汗，抬起头来，深深叹了口气。
正方这一套天衣无缝的组合拳打下来之后，反方能发挥的空间是极其有限的，一二两点是辩题给出的既有信息，难以强行扭转。而在国家层面，功利主义相对于康德主义等等理论体系而言，当然更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能，也更符合国家作为调和阶级矛盾的制度、维系人类社群稳定的工具的定位。
在这样的前提下，陆礼在四质一中用几个模拟的情境几经尝试，试探了“应该”和“必须”的界限，试探了国家视野下个人意志的分量，然而最后都被正一用严密的防守顶了回来：“对方辩友请注意，我们今天这道辩题的主体是国家，国家的义务与否不应当用狭隘的个人主义视角衡量。”
陆礼的这段质询在对面如此严密的理论下，不像是一杆进攻的长矛，而更像是长矛在那堵厚厚的壁垒前穿刺两下却无果，最后只得落座告诉队友：“一会儿警惕被带进他们那套论中，必须要跳出那套国家意志的体系，攻击他们这一整套理论是法西斯的，是对公民私领域无底线的入侵。”
台下第一排的孙颖看了眼反方所剩时间，只得轻轻摇头，低声道：“太难了，这道辩题的正方是江阳大学最熟悉的套路，现在甚至还没到他们进攻的轮次，如果我们没有比他们更圆滑的技巧，那么从若书接质开始，这场比赛就可能迅速崩盘。”
一旁的苏迢迢也清楚现在的状况，这道题最鸡贼的地方在于它给反方设置了天然障碍，反方难以越过像江阳大学这样强悍的队伍而创设出“对个体而言，国家是否有义务减少离婚”这样的情境。
想到这儿，她就觉得自己的血压都快上来了，要是把台上的陆礼换做她的话，在质询中处处碰壁处处被怼，可能真的会被对方这种霸道且傲气十足的打法气得失去理智。
与此同时，她不得不承认江阳大学拥有的最顶尖的实力，即便只是一名观众，她都能感受到那四个人由内而外所散发出的压迫感，作为面对面的反方，所感到的压力不言而喻。
而要想在这种局势下取得优势，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去把观众的票拉过来，要让观众警惕被无限拔高的国家意志，让观众的情感票倒向反方。
但轮到他们开展这一点已经太迟了，正方四辩的质询环节尤其尖锐，砸出了近年来离婚率攀升与生育率下降的数据，砸出了劳动力不足、人口老龄化社会所存在的危机，砸出了单亲家庭子女所享受额外社会福利的政策……张若书还是第一次对上这样的对手，在过程中完全没有喘息和调整思路的机会，被迫在他们的逻辑中打转，最后被拿下了“离婚对社会对于国家而言是坏的”这一结论。
在这之后，又有正方二辩一段数据详实且有力的申论，之后才轮到秦瀚的质询——
“对方辩友，您认为在国家意志面前，公民个人的自由和幸福是可以被牺牲和被剥夺的吗？”
“当然可以，比如一个杀人犯，他的自由、幸福甚至生命都会被法律所剥夺。国家是社会契约的产物，割让个体部分的自由和幸福是维护社会稳定的前提。”
“那这种割让自由幸福的尺度到底在哪里呢？比如今天有一对夫妻，妻子受到家暴提出离婚，然而在国家和社会所认为的‘离婚是坏的’的准则下，她不被允许离婚，持续生活在暴力和恐惧中，甚至走向死亡，您方认为这种割让也是合理的吗？”
“当然是不合理的，即使是在‘离婚是坏的’这一前提下，这位妻子仍然可以提起离婚诉讼，国家没有剥夺公民离婚的权利。”
“所以您方承认无底线扩张并入侵公民私领域的公权力是不合理的？”
“在国家意志层面，只有应不应该这一个命题。至于合不合理，这是国家意志和国家意志的行使之间存在的那个被制约和被限缩的空间，这是当下的政治制度司法制度存在的根基，公权力和私权利就在这样的对立矛盾中和谐存在。但我们今天讨论的只是前者，只讨论国家有没有义务减少离婚这件事。”
“……”
面对这样的质询，反方所有人都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无力感。正方把今天需要讨论的东西压缩到无限小，几乎就缩到他们脚底下的那一圈，反方就像被困在如来佛掌心的孙悟空，怎么翻也翻不出这一亩三寸地。
然而这种绝望的交战，似乎又切实地扣准了今天的辩题，仿佛一幕讽刺戏剧，扣准了在国家意志面前个体所展现出的渺小和脆弱。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