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节（3 / 3）
第二节安阳“隐居”
十一日，诏回籍养疴。公因项城旧宅，不敷居住，前在卫辉城外，购屋数十楹，即日契眷南行。宣统元年，春夏之交，公游览苏门百泉之胜，此地为宋邵尧夫、明孙夏峰两先生讲学之所，前清乾隆朝曾经驻跸。岁久，离宫别馆，鞠为茂草，惟清晖阁岿然尚存。公与徐世昌捐资修缮，旧僚闻风，争醵金协助。年余工竣，水木明瑟，亭馆幽深，俨然世外桃源焉。
五月，移居彰徳府北门外之洹上村。津门何氏先营别墅于此，公爱其朗敞宏静，前临洹水，右拥行山，土脉华滋，宜耕宜稼，遂购居焉。宅有小院，草创伊始，公莳花种竹，叠石睿池，点缀林亭，题名曰“养寿园”。公兄清泉公以偏废，自徐州道告归汴，公迎住西院，为延医调治，每值风曜暄和，兄弟扶杖同游，听莺钓鱼，颇极壎篪之乐。常弄舟小池，清泉公垂纶，公持篙立船尾。有好事者流传照相，遐迩请索，几无虚日。公生平一无嗜好，衣饰饮馔，初不请求。居官时，终日治事，僚属进见，则口与接谈，手仍批判。最恶贪渎之吏，劾治必严，其律己则甚洁也。归田后，出孝钦后所赐金，改缮亭馆，与宾僚赋诗为乐。其次子公子克文梓《圭塘唱和集》行世。所谓圭塘者，即公宅前横渡洹流之桥名也。公子十二人，长次两公子已出仕，三公子克良以下均在家塾读书，公延请中西名师，晨夕督课，功过赏罚，皆有定程。二年冬，清泉公捐馆，公痛雁行摧折，抑抑不欢者累月。时朝局纷如乱麻，明达之士，已知大乱将起，朝士多邀公出山，公默不应。三年八月二十日，公五十三岁诞辰，亲友治觞为公上寿，强而后可。不知鄂军起义，烽火照江，已先一夕，警报纷传矣。《容庵弟子记》卷四。
“袁既罢官，本欲归项城旧里，嗣因故宅不适居住，乃迁于彰德，出宦囊大兴土木。是地前临洹水，右抱行山，风景绝佳，不啻世外桃源也。每当风日暄和，袁偕其从兄世廉、弟世传扶杖河干，小步踯躅，或披蓑垂纶，俨然一退隐高士。有谓其在京供职之将领及军卒，凡与项城有密切关系者，皆托故辞职或退伍，陆续潜来彰德依袁。袁诘其故，则皆曰：‘吾侪向隶宫保麾下，感恩戴德，沦浃骨髓，然尔时似淡焉相忘。至公去后，继公而抚驭吾侪者，终不及公之深入人心。吾侪殆如孺子之失瞻依，公今放逐归里，吾侪安忍贪微秩而远睽颜色乎？’言已泣下，盖项城自小站练兵时，其对于部曲悉以权术的恩泽及人，以故士卒咸倾心效命。虽转任直督外，尚暇时恒招若辈温语抚循，故若辈心中第知有‘袁宫保’三字，并不知满清君主及国家也。袁闻众语，辄叹曰：‘尔曹既至，姑安之。’于是加以优待，凡将领薪资，咸按照其服务时支给，至兵士饷糈，亦如数予之。或拨田数亩，令其耕种，即以所得租金养赡其妻子。而从前司掌交牍者，亦闻风来归袁，咸畀以私家之记室，统计每月所需约三万余金，即于长芦余款匿报之二百万金项下取给焉。识者，可以知其蓄意矣。”（《袁世凯轶事》）
“袁世凯被载沣赶下台去，叫他回籍养疴。他并没回到原籍项城县，而是在河南卫辉府停下来，次年夏天再迁往彰德府。”
袁世凯在养寿园“彰德在太行山脚下，是京汉路经过的地方，交通十分便利。袁在城外洹上村筑有精舍，门前洹水流过，他架一小桥以通往来，题名曰‘圭塘’。他此时还不过五十来岁，却倚老卖老自称‘洹上老人’。他经常跟一批亲朋幕僚饮酒赋诗，刻有《圭塘唱和集》。有一天，他化装为渔翁，披上一件蓑衣，泛舟于烟波缥缈之中，特意拍了一张照片。他还作了一首诗，题曰《烟蓑雨笠一渔翁》，和者不乏其人。他把这张照片和诗集分赠给北京亲友。这些琐琐生活，看起来似乎无关宏旨，可是袁并不长于作诗，为什么下台后忽然要做起诗人来，还要拍摄这张怪模怪样的照片赠给亲友，当然别有深意。”
“他下台的时候，清政府派有武弁一人‘随身保护’。他知道他身后的这条影子是朝廷派来监视他的，因此特别加以款待，平日大鱼大肉，年节多加犒赏。这位武弁受了许多好处，在打报告时少不得美言几句，说他如何安于隐居生活，如何感激天恩，等等。袁觉得这样做还是不够的，于是又变戏法，一会儿装诗人，一会儿又装渔翁，以示闲云野鹤之身，并无政治野心。其实，这个大野心家无时无刻不在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跟庆亲王奕、北洋军各级将领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人的关系，始终保持不断。他的老朋友徐世昌以及谋臣策士杨士琦、杨度之流，经常跟他暗通消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在北京农工商部挂了一个右参议的官衔，事实上是他的‘驻京办事处长’。他家中设有电报房，经常跟各省督抚通电往来。他身边还豢养着一批幕僚清客，明里陪他饮酒赋诗，暗中替他出谋划策。”（《袁世凯演义》） ↑返回顶部↑
十一日，诏回籍养疴。公因项城旧宅，不敷居住，前在卫辉城外，购屋数十楹，即日契眷南行。宣统元年，春夏之交，公游览苏门百泉之胜，此地为宋邵尧夫、明孙夏峰两先生讲学之所，前清乾隆朝曾经驻跸。岁久，离宫别馆，鞠为茂草，惟清晖阁岿然尚存。公与徐世昌捐资修缮，旧僚闻风，争醵金协助。年余工竣，水木明瑟，亭馆幽深，俨然世外桃源焉。
五月，移居彰徳府北门外之洹上村。津门何氏先营别墅于此，公爱其朗敞宏静，前临洹水，右拥行山，土脉华滋，宜耕宜稼，遂购居焉。宅有小院，草创伊始，公莳花种竹，叠石睿池，点缀林亭，题名曰“养寿园”。公兄清泉公以偏废，自徐州道告归汴，公迎住西院，为延医调治，每值风曜暄和，兄弟扶杖同游，听莺钓鱼，颇极壎篪之乐。常弄舟小池，清泉公垂纶，公持篙立船尾。有好事者流传照相，遐迩请索，几无虚日。公生平一无嗜好，衣饰饮馔，初不请求。居官时，终日治事，僚属进见，则口与接谈，手仍批判。最恶贪渎之吏，劾治必严，其律己则甚洁也。归田后，出孝钦后所赐金，改缮亭馆，与宾僚赋诗为乐。其次子公子克文梓《圭塘唱和集》行世。所谓圭塘者，即公宅前横渡洹流之桥名也。公子十二人，长次两公子已出仕，三公子克良以下均在家塾读书，公延请中西名师，晨夕督课，功过赏罚，皆有定程。二年冬，清泉公捐馆，公痛雁行摧折，抑抑不欢者累月。时朝局纷如乱麻，明达之士，已知大乱将起，朝士多邀公出山，公默不应。三年八月二十日，公五十三岁诞辰，亲友治觞为公上寿，强而后可。不知鄂军起义，烽火照江，已先一夕，警报纷传矣。《容庵弟子记》卷四。
“袁既罢官，本欲归项城旧里，嗣因故宅不适居住，乃迁于彰德，出宦囊大兴土木。是地前临洹水，右抱行山，风景绝佳，不啻世外桃源也。每当风日暄和，袁偕其从兄世廉、弟世传扶杖河干，小步踯躅，或披蓑垂纶，俨然一退隐高士。有谓其在京供职之将领及军卒，凡与项城有密切关系者，皆托故辞职或退伍，陆续潜来彰德依袁。袁诘其故，则皆曰：‘吾侪向隶宫保麾下，感恩戴德，沦浃骨髓，然尔时似淡焉相忘。至公去后，继公而抚驭吾侪者，终不及公之深入人心。吾侪殆如孺子之失瞻依，公今放逐归里，吾侪安忍贪微秩而远睽颜色乎？’言已泣下，盖项城自小站练兵时，其对于部曲悉以权术的恩泽及人，以故士卒咸倾心效命。虽转任直督外，尚暇时恒招若辈温语抚循，故若辈心中第知有‘袁宫保’三字，并不知满清君主及国家也。袁闻众语，辄叹曰：‘尔曹既至，姑安之。’于是加以优待，凡将领薪资，咸按照其服务时支给，至兵士饷糈，亦如数予之。或拨田数亩，令其耕种，即以所得租金养赡其妻子。而从前司掌交牍者，亦闻风来归袁，咸畀以私家之记室，统计每月所需约三万余金，即于长芦余款匿报之二百万金项下取给焉。识者，可以知其蓄意矣。”（《袁世凯轶事》）
“袁世凯被载沣赶下台去，叫他回籍养疴。他并没回到原籍项城县，而是在河南卫辉府停下来，次年夏天再迁往彰德府。”
袁世凯在养寿园“彰德在太行山脚下，是京汉路经过的地方，交通十分便利。袁在城外洹上村筑有精舍，门前洹水流过，他架一小桥以通往来，题名曰‘圭塘’。他此时还不过五十来岁，却倚老卖老自称‘洹上老人’。他经常跟一批亲朋幕僚饮酒赋诗，刻有《圭塘唱和集》。有一天，他化装为渔翁，披上一件蓑衣，泛舟于烟波缥缈之中，特意拍了一张照片。他还作了一首诗，题曰《烟蓑雨笠一渔翁》，和者不乏其人。他把这张照片和诗集分赠给北京亲友。这些琐琐生活，看起来似乎无关宏旨，可是袁并不长于作诗，为什么下台后忽然要做起诗人来，还要拍摄这张怪模怪样的照片赠给亲友，当然别有深意。”
“他下台的时候，清政府派有武弁一人‘随身保护’。他知道他身后的这条影子是朝廷派来监视他的，因此特别加以款待，平日大鱼大肉，年节多加犒赏。这位武弁受了许多好处，在打报告时少不得美言几句，说他如何安于隐居生活，如何感激天恩，等等。袁觉得这样做还是不够的，于是又变戏法，一会儿装诗人，一会儿又装渔翁，以示闲云野鹤之身，并无政治野心。其实，这个大野心家无时无刻不在眼观四面，耳听八方。他跟庆亲王奕、北洋军各级将领以及英国公使朱尔典等人的关系，始终保持不断。他的老朋友徐世昌以及谋臣策士杨士琦、杨度之流，经常跟他暗通消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在北京农工商部挂了一个右参议的官衔，事实上是他的‘驻京办事处长’。他家中设有电报房，经常跟各省督抚通电往来。他身边还豢养着一批幕僚清客，明里陪他饮酒赋诗，暗中替他出谋划策。”（《袁世凯演义》）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