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节(1 / 4)
日本人还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他尚未开口,中外记者们已经读到了打印好的“吴氏对时局的意见”。
1939年3月30日,百余名中外记者拥向什锦花园。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记者每位都发有一份中英日三种文字形式的“讲稿”。吴佩孚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并客气地向记者先鞠了一躬,然后仅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做即席讲演。开始的讲话土肥原十分满意,讲着讲着吴佩孚把话锋一转,就提出了恢复中日和平的两个条件,即日本无条件全面撤兵,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吴佩孚同时还大声命令翻译按他的原话,一字一句地进行翻译。会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疾笔如飞记下了吴佩孚最真实的讲话。随后吴佩孚把土肥原事先准备的“讲稿”从案前拿起来,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脚下。
土肥原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腊黄。吴佩孚巧妙地用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揭穿了土肥原散布的流言蜚语,粉碎了土肥原的阴谋。
后来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吴佩孚已经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诱威逼均告失败。
他的态度自然不会让日本侵略者高兴。
1939年11月中旬的一天,吃饭的时候,吴佩孚对身边的幕僚们说:“牙齿出了毛病,镶的金叶子有点刮舌头。”大家说:“那换一个好了。”当天晚上,派人将镶牙师找来,因为这名镶牙师就是当初为吴镶牙的。兴许吴佩孚是因为年龄老了的缘故,牙齿上有空洞,但并没有填补。12月4日,身体健壮的吴佩孚意外地因吃羊肉饺子,骨屑正钳在牙齿的空洞里,几天后,两腮红肿,疼痛难耐。于是,“学生”川本芳太郎携领日本军队医寺田及护士,由华北大汉奸齐燮元陪同来到吴宅。寺田检查后,声称需立即做手术,在日本军医再三说服和齐的劝慰下,对吴佩孚实施手术。手术后吴佩孚立即陷入昏迷。之后却得了败血症,离奇地结束了一生。从突患牙病到蹊跷辞世,只有短短的10天。
吴佩孚最终死于日本特务军医之手。中国近代史上不乏书生领军大获成功的例子,清朝的曾国藩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民国初年的吴佩孚也算其一。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吴佩孚对日本侵华行径是痛恨的。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来后,他绝食一天,以示抗议。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听说淹死许多日本人,他异常高兴;后又听说有140万人无家可归,他又为此失声痛哭。
董必武曾说过: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有一次,德国大使馆某武官的女儿露娜小姐在洛阳行营偶然遇到吴佩孚,被吴佩孚的书生气质和大将风度折服。三天两头找他沟通国际友谊。无奈吴佩孚就是装聋作哑,假装不领风情。时间长了,露娜小姐耐不住了,给吴佩孚来了个直接了当——发了一封情书。秘书将书信译好交给吴佩孚。吴佩孚提笔批了四个大字:“老妻尚在。”让人原件奉还。
吴佩孚当权后,前来跑官要官买官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有个吴佩孚的老同学,前来投奔。此人在别处多次当官,几次因为刮地皮过火而被免职。到吴佩孚家,吴佩孚不在,便写了个条子,要求到河南当个县令。吴佩孚回家见到条子,提笔批道:“豫民何辜?”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罪过?要你这样的人来害他们?
吴佩孚手下有一个老同事,因为无能,吴给他安排了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整天无所事事。此人无聊之余,起了建功立业的念头。于是毛遂自荐,写军令状,要求吴佩孚给他10万大军,保证平定南方革命党人,“然后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佩孚知道这家伙属于纸上谈兵式的蠢材,怎么敢赋予大任!就在军令状上批道:“先去种树。”臊得那小子再也不吭气了。
虽然吴佩孚是一个反动军阀,但以上三个涉及私生活、跑官、要官的手谕却很能看出此人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今天的官员,也是可以借鉴一二的。
他自撰的对联总结了他的一生:“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怡性,真个解甲归田。”一位佩服他亮节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送来一副挽联写道:“败师不入外租界,正谊羞登傀儡场。”对吴佩孚之死,北伐中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介石亲致唁电给北平什锦花园吴公馆:“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蒋介石在重庆为他开追悼会,亲送挽联:“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重庆的报纸上,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噩耗传出,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吴佩孚究竟是怎样死的?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病死说”。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吴佩孚牙床发炎后,又因为不小心出去没有戴帽子保暖,天寒地冻,因此就又得了重感冒。那时,吴佩孚有一姓赵的中医,故而由他开了个药方子,先后吃了两服药,效果还不错,感觉都已经快好了。但不幸的是,吴的家人又将吴的老上司——曹锟的医生曹某请来治病,这位医生是有名的庸医,绰号“曹要命”,他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在晚上10点钟服药,刚过12点病况就迅速恶化了。吴佩孚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
服下曹某开的中药后,吴佩孚浑身发冷,可巧那天吴宅里的暖气又坏了,无论盖什么被子都不解决问题。到了凌晨两点多钟,人已经差不多完了,大家赶忙找来他的儿子——实际上是吴的过继侄子,准备后事。但到了凌晨5点钟后,吴佩孚的病情却又逐渐好起来了。第二天吴见到幕僚们说:“呵!昨天夜里险些死了。”当时吴身边的人大都反对再请“曹要命”来治病,但吴佩孚的夫人张氏非常相信他,因为他是曹锟的私人医生,想来总不会太差。“曹要命”又欺骗张夫人说:“再吃一服药就好了。”结果又吃了一服。这次的反应与上一次不同,不是发冷,而是发烧,将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也丝毫不起作用。
病重乱投医。等吴的家人尤其是张夫人知晓“曹要命”医术不行时,又请了一名中医,但也毫无办法。后来赶忙将德国医院的德籍医生史蒂福斯请来,为吴检查后得知吴的白血球太少,情况非常危险,必须迅速输血,并移至德国医院施行手术。但到了那里后也只是打针用药,并没有依照他的诊断治疗,见此情形,大家都手忙脚乱了。之所以没有开刀、输血,与吴佩孚的反对有关。
此时已是12月3日的深夜。吴佩孚也感觉到自己大概是命将不保,所以先将亲信孙丹林找来,对他交代了一些后事,最后说到一封信,就不能再继续讲话了,故而要拿笔写字,但此时字也写不成了。幕僚们到后,四处找寻那封信,结果也没有找到。本来在北平一切事都由汪崇屏经手,但此信他也丝毫不知情。汪崇屏怀疑此信为日本人要吴出山的最后通牒,如吴佩孚再不屈服,就对其怎么不利。吴佩孚也许找秘书陈廷杰拟了一个稿,一并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在病重时就说不出来了。这封信后来再也没有找到,成了一个待解之谜。
12月4日早晨,吴佩孚回光返照,吃了一大碗粥,这时德国西医要求入院开刀,吴坚决不肯去。且将装殓的衣服找出,准备后事。这时齐燮元、符定一与川本大作带了一名日本医生——华北驻屯军军医处长石田,前来要求看治,吴佩孚态度坚决,不让日本医生看病,齐燮元当时又急又气,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要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就偕同川本、石田等上楼,为吴强施手术,汪崇屏对齐说:“恐怕这样不是办法,他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日本医生担此恶名呢?让他安静地死去,不更好吗?”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怎样?”日本医生点点头,表示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哭着走下楼来,顿时里里外外哭声一片。一些年轻气盛者,在楼下闹着、嚷着,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也不敢动。汪崇屏当时对他们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境况十分狼狈。
吴佩孚在牙疼初发时还有一段插曲:大总统曹锟一子一女,是姨太太所生。这名姨太太手里有一些积蓄,临死时将子女两人托吴佩孚照顾。他儿子名叫曹得岳。这个孩子因为手里有些钱,从小又没有严加管教,所以在长大后,经常出入烟花柳巷,狂嫖滥赌,等到钱花光后,吵着、闹着要跟他姐姐分家,并且马上就要分。吴佩孚虽然很不舒服,但还是下楼看着他们姐弟俩分东西。当时有一根翡翠棒,非常名贵,吴说:“这个不能分开了吧!”得岳将翡翠棒接到手,说:“这还不简单!”砰的一声,就将翡翠棒折成两段。吴佩孚大怒,但对得岳又毫无办法,心里很是难过,一言不发,独自回到楼上。这桩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对吴佩孚的病情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
二是暗示“日本人害死说”。
吴佩孚1932年1月寓居北平,1935年拒绝参加汉奸策动华北自治活动。“七?七”事变后,拒不出任日军策动组织的北平维持会会长职。1939年11月因牙疾被迫入日医院治疗,当日猝亡。
三是“死因多方面说”。
一方面暗示吴佩孚死在日本人手中,一方面又说另有原因。其文是:“1939年冬,吴佩孚牙疾发作,右颊肿痛。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介绍日本医生为他开刀拔牙,当天暴卒于什锦花园公寓。”
四是明示“日本人害死说”。
《民国怪状大观》就是这么说的。原文是:“据说吴佩孚死于牙疾,且主刀者系日本人医生石田。那日医动手术时,只一刀下去,只听吴大帅一声惨叫,顿时喉管开裂,血流如注而身亡。终年66岁。”
吴佩孚是一个大军阀,军阀这个词给中国人一种非常恶劣的形象,实事求是的说,只要是军阀就肯定不是个东西。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吴佩孚又是一个好男儿,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华汉子。 ↑返回顶部↑
1939年3月30日,百余名中外记者拥向什锦花园。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记者每位都发有一份中英日三种文字形式的“讲稿”。吴佩孚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并客气地向记者先鞠了一躬,然后仅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做即席讲演。开始的讲话土肥原十分满意,讲着讲着吴佩孚把话锋一转,就提出了恢复中日和平的两个条件,即日本无条件全面撤兵,中华民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吴佩孚同时还大声命令翻译按他的原话,一字一句地进行翻译。会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疾笔如飞记下了吴佩孚最真实的讲话。随后吴佩孚把土肥原事先准备的“讲稿”从案前拿起来,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脚下。
土肥原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腊黄。吴佩孚巧妙地用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揭穿了土肥原散布的流言蜚语,粉碎了土肥原的阴谋。
后来日本人以死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吴佩孚已经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日本人利诱威逼均告失败。
他的态度自然不会让日本侵略者高兴。
1939年11月中旬的一天,吃饭的时候,吴佩孚对身边的幕僚们说:“牙齿出了毛病,镶的金叶子有点刮舌头。”大家说:“那换一个好了。”当天晚上,派人将镶牙师找来,因为这名镶牙师就是当初为吴镶牙的。兴许吴佩孚是因为年龄老了的缘故,牙齿上有空洞,但并没有填补。12月4日,身体健壮的吴佩孚意外地因吃羊肉饺子,骨屑正钳在牙齿的空洞里,几天后,两腮红肿,疼痛难耐。于是,“学生”川本芳太郎携领日本军队医寺田及护士,由华北大汉奸齐燮元陪同来到吴宅。寺田检查后,声称需立即做手术,在日本军医再三说服和齐的劝慰下,对吴佩孚实施手术。手术后吴佩孚立即陷入昏迷。之后却得了败血症,离奇地结束了一生。从突患牙病到蹊跷辞世,只有短短的10天。
吴佩孚最终死于日本特务军医之手。中国近代史上不乏书生领军大获成功的例子,清朝的曾国藩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民国初年的吴佩孚也算其一。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吴佩孚对日本侵华行径是痛恨的。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来后,他绝食一天,以示抗议。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听说淹死许多日本人,他异常高兴;后又听说有140万人无家可归,他又为此失声痛哭。
董必武曾说过: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他在失势时还能自践前言,这是许多人都称道他的事实。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当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有一次,德国大使馆某武官的女儿露娜小姐在洛阳行营偶然遇到吴佩孚,被吴佩孚的书生气质和大将风度折服。三天两头找他沟通国际友谊。无奈吴佩孚就是装聋作哑,假装不领风情。时间长了,露娜小姐耐不住了,给吴佩孚来了个直接了当——发了一封情书。秘书将书信译好交给吴佩孚。吴佩孚提笔批了四个大字:“老妻尚在。”让人原件奉还。
吴佩孚当权后,前来跑官要官买官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有个吴佩孚的老同学,前来投奔。此人在别处多次当官,几次因为刮地皮过火而被免职。到吴佩孚家,吴佩孚不在,便写了个条子,要求到河南当个县令。吴佩孚回家见到条子,提笔批道:“豫民何辜?”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罪过?要你这样的人来害他们?
吴佩孚手下有一个老同事,因为无能,吴给他安排了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整天无所事事。此人无聊之余,起了建功立业的念头。于是毛遂自荐,写军令状,要求吴佩孚给他10万大军,保证平定南方革命党人,“然后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佩孚知道这家伙属于纸上谈兵式的蠢材,怎么敢赋予大任!就在军令状上批道:“先去种树。”臊得那小子再也不吭气了。
虽然吴佩孚是一个反动军阀,但以上三个涉及私生活、跑官、要官的手谕却很能看出此人与众不同之处。就是今天的官员,也是可以借鉴一二的。
他自撰的对联总结了他的一生:“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怡性,真个解甲归田。”一位佩服他亮节的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教授送来一副挽联写道:“败师不入外租界,正谊羞登傀儡场。”对吴佩孚之死,北伐中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介石亲致唁电给北平什锦花园吴公馆:“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蒋介石在重庆为他开追悼会,亲送挽联:“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重庆的报纸上,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噩耗传出,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吴佩孚究竟是怎样死的?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病死说”。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吴佩孚牙床发炎后,又因为不小心出去没有戴帽子保暖,天寒地冻,因此就又得了重感冒。那时,吴佩孚有一姓赵的中医,故而由他开了个药方子,先后吃了两服药,效果还不错,感觉都已经快好了。但不幸的是,吴的家人又将吴的老上司——曹锟的医生曹某请来治病,这位医生是有名的庸医,绰号“曹要命”,他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在晚上10点钟服药,刚过12点病况就迅速恶化了。吴佩孚之死,就死在这个江湖医生的手里。
服下曹某开的中药后,吴佩孚浑身发冷,可巧那天吴宅里的暖气又坏了,无论盖什么被子都不解决问题。到了凌晨两点多钟,人已经差不多完了,大家赶忙找来他的儿子——实际上是吴的过继侄子,准备后事。但到了凌晨5点钟后,吴佩孚的病情却又逐渐好起来了。第二天吴见到幕僚们说:“呵!昨天夜里险些死了。”当时吴身边的人大都反对再请“曹要命”来治病,但吴佩孚的夫人张氏非常相信他,因为他是曹锟的私人医生,想来总不会太差。“曹要命”又欺骗张夫人说:“再吃一服药就好了。”结果又吃了一服。这次的反应与上一次不同,不是发冷,而是发烧,将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也丝毫不起作用。
病重乱投医。等吴的家人尤其是张夫人知晓“曹要命”医术不行时,又请了一名中医,但也毫无办法。后来赶忙将德国医院的德籍医生史蒂福斯请来,为吴检查后得知吴的白血球太少,情况非常危险,必须迅速输血,并移至德国医院施行手术。但到了那里后也只是打针用药,并没有依照他的诊断治疗,见此情形,大家都手忙脚乱了。之所以没有开刀、输血,与吴佩孚的反对有关。
此时已是12月3日的深夜。吴佩孚也感觉到自己大概是命将不保,所以先将亲信孙丹林找来,对他交代了一些后事,最后说到一封信,就不能再继续讲话了,故而要拿笔写字,但此时字也写不成了。幕僚们到后,四处找寻那封信,结果也没有找到。本来在北平一切事都由汪崇屏经手,但此信他也丝毫不知情。汪崇屏怀疑此信为日本人要吴出山的最后通牒,如吴佩孚再不屈服,就对其怎么不利。吴佩孚也许找秘书陈廷杰拟了一个稿,一并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在病重时就说不出来了。这封信后来再也没有找到,成了一个待解之谜。
12月4日早晨,吴佩孚回光返照,吃了一大碗粥,这时德国西医要求入院开刀,吴坚决不肯去。且将装殓的衣服找出,准备后事。这时齐燮元、符定一与川本大作带了一名日本医生——华北驻屯军军医处长石田,前来要求看治,吴佩孚态度坚决,不让日本医生看病,齐燮元当时又急又气,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要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就偕同川本、石田等上楼,为吴强施手术,汪崇屏对齐说:“恐怕这样不是办法,他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日本医生担此恶名呢?让他安静地死去,不更好吗?”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怎样?”日本医生点点头,表示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哭着走下楼来,顿时里里外外哭声一片。一些年轻气盛者,在楼下闹着、嚷着,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也不敢动。汪崇屏当时对他们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境况十分狼狈。
吴佩孚在牙疼初发时还有一段插曲:大总统曹锟一子一女,是姨太太所生。这名姨太太手里有一些积蓄,临死时将子女两人托吴佩孚照顾。他儿子名叫曹得岳。这个孩子因为手里有些钱,从小又没有严加管教,所以在长大后,经常出入烟花柳巷,狂嫖滥赌,等到钱花光后,吵着、闹着要跟他姐姐分家,并且马上就要分。吴佩孚虽然很不舒服,但还是下楼看着他们姐弟俩分东西。当时有一根翡翠棒,非常名贵,吴说:“这个不能分开了吧!”得岳将翡翠棒接到手,说:“这还不简单!”砰的一声,就将翡翠棒折成两段。吴佩孚大怒,但对得岳又毫无办法,心里很是难过,一言不发,独自回到楼上。这桩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对吴佩孚的病情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
二是暗示“日本人害死说”。
吴佩孚1932年1月寓居北平,1935年拒绝参加汉奸策动华北自治活动。“七?七”事变后,拒不出任日军策动组织的北平维持会会长职。1939年11月因牙疾被迫入日医院治疗,当日猝亡。
三是“死因多方面说”。
一方面暗示吴佩孚死在日本人手中,一方面又说另有原因。其文是:“1939年冬,吴佩孚牙疾发作,右颊肿痛。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介绍日本医生为他开刀拔牙,当天暴卒于什锦花园公寓。”
四是明示“日本人害死说”。
《民国怪状大观》就是这么说的。原文是:“据说吴佩孚死于牙疾,且主刀者系日本人医生石田。那日医动手术时,只一刀下去,只听吴大帅一声惨叫,顿时喉管开裂,血流如注而身亡。终年66岁。”
吴佩孚是一个大军阀,军阀这个词给中国人一种非常恶劣的形象,实事求是的说,只要是军阀就肯定不是个东西。但是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吴佩孚又是一个好男儿,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华汉子。 ↑返回顶部↑